前段時間,劍橋英語通用五級考試開放報名幾分鐘內,北京、天津、上海等考點瞬間報滿。甚至因為人數太多,報考系統一度崩潰。為了搶到報考資格,家長除了親自上陣外,甚至還找了“黃牛”幫忙排隊搶報,選擇外地考點。

  值得注意的是,報考此項考試的多為小學生,而考級、培訓班的熱度并非一時之風。近年來,教育培訓市場上的項目層出不窮,花樣萬千:十萬元的樂高班、兩萬元的跳繩班,甚至還出現了被網友戲稱交智商稅“量子波動速讀”的培訓班。有需要就有市場,不少家長愿意為此“投資”,希望孩子的起跑線能往前推進一些。

  家長的這種“教育焦慮”是不斷發酵的心理恐慌,這一問題看似老生常談,卻也隨著時代的急劇變化而不斷地翻出“新意”。改革開放以來,一浪高過一浪的教育改革解決了諸多民眾感到困難、困惑甚至焦慮的問題,然而中國家長對子女的教育焦慮不僅未能解決,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中國家長怎么了?

   問診

  2018年9月,由智課教育聯合新浪教育發布的“中國家長教育焦慮指數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家長焦慮指數報告”),以“70后”到“90后”家長人群為調查對象,收集了全國3205份有效問卷,報告顯示,中國家長2018年教育綜合焦慮指數達到67點,整體處于比較焦慮狀態。尤其在孩子幼兒階段和小學階段,而初中、高中、大學階段則呈現遞減趨勢。

  家長教育焦慮的現象由來已久,早在2014年就有研究者指出中國家長教育焦慮狀況主要表現為:對“教育落后”的恐慌貫穿整個教育、在教育過程中深感“教育重負”的壓力、在教育結果上擔心“教育無能”。

  事實上,今天家長焦慮的范圍已大大擴展了,“家長教育焦慮報告”指出:為學區房而焦慮的家長人數過半;“90后”家長已經為孩子教育提前進入焦慮狀態;“二胎放開”讓“80后”父母“重新焦慮”;考慮到父母能力及發展與教育緊密相關,75% 的家長也開始為自身的成長感到高度焦慮。

  家長的高度焦慮還導致了一個后果,那就是一個規模巨大而又缺乏規范的教育產業鏈被催生出來。因為焦慮,讓孩子提前“搶跑”學業的現象已成風氣。這存在于“幼小銜接”“小初銜接”“初高銜接”各個關鍵階段,甚至存在于新舊年級、學期銜接之間。

  探源

  “家長焦慮指數報告”從社會環境、教育資源、家庭關系及父母成長四個維度來探察中國家長教育焦慮的影響因素,結果顯示:在上述四個維度中,社會環境因素引發的中國家長教育焦慮程度最高,學習成績、校園安全、手機上癮、學區房等問題成焦慮爆發點。

  社會環境因素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有兩點:

  一是迅速成為新產業鏈的校外輔導機構對家長教育焦慮的推波助瀾,甚至可以說有相當數量的社會輔導機構惡意地利用了家長的教育焦慮,使得原本是可以理解的教育焦慮上升為一種“教育恐慌”。諸多教育機構不遺余力地向社會輸送“不學就來不及了”的焦慮感,并借此兜售自己的“解決良方”。

  二是新媒體尤其是自媒體的爆發性增長,無端地制造出“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恐慌氛圍。網絡上拼湊內容的流量捕手遠多于專業人士,聳人聽聞、標題黨類的文章的傳播優勢也遠遠大于專業文章。關于教育和育兒的虛假、夸張信息越來越多,經無數次再傳播,淹沒了專業的聲音,加上家長缺少識別信息真偽的能力,導致被制造出更多困惑和焦慮。

  教育資源固然有客觀上的稀缺性,但引起家長焦慮的因素較多的是主觀上的資源稀缺,即競爭、排名而非教育資源絕對量的差異導致主觀感受到的稀缺。例如,盡管一線城市教育資源比其他地區更為充裕,但一線城市的家長恰恰更焦慮。很多孩子即使考上了好學校,但在優生眾多的環境里難以具有突出優勢,家長的焦慮仍然得不到緩解。

  從歷史視角看,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學而優則仕”傳統的深刻的文化心理。當“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成為萬眾信條,作為下品的“引車賣漿者”備受歧視,延續至今演變成對職業學校的不屑,地方和學校迎合這一趨向的表征就是對高分率、重點率的追求,這是學生過重的學業負擔屢減還增的根本原因,也是家長“才下眉頭,卻上心頭”揮之不去的情結。

  開方

  中國家長的教育焦慮,有解嗎?探尋治本之策之前,有必要向全社會問一問這三個問題。

  一問:“搶跑”真的能贏嗎?

  家長因焦慮而讓孩子提前“搶跑”的現象已成風氣,實在是一種把人生看作一條跑道、一場競賽的錯誤認識及過度焦慮之下的“誤操作”。有心的研究者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探究搶跑是否能超前發展的問題,該研究者分析了校外輔導機構教材的超前度,還對小學數學老師進行了深度訪談,結果發現,校外輔導班的教材內容比學校教材內容平均要超前四年左右,這嚴重違反了小學生認知發展的客觀規律,對小學生創造力思維和探究能力有一定的傷害。

  不難推論,這些校外輔導以應試、灌輸為特征,對于大多數學生數學思維品質的養成不僅無益甚至有害。如果家長少看少信自媒體中流傳的片面或虛假的信息以及夸大的宣傳,多看實證性的研究結論,就不會偏聽偏信、盲目跟從了。而且,家長越是堅持真理、注重證據,樹立起科學的教育觀念,也就越不容易被“忽悠”。

  二問:“劇場效應”是可以避免的嗎?

  “劇場效應”本意為在劇場觀看演出的前排觀眾中忽然有人站起身來看戲,由于擋住了其他觀眾的視線,周圍人勸阻無效,而此時劇院管理員又不盡責,未及時制止這一現象,于是越來越多的觀眾為了能夠清楚地觀看演出而紛紛起身,并最終導致全場都站著看戲。“劇場效應”的產生來自三個原因,一是看戲的人不守規矩,二是其他人勸阻無效于是紛紛效仿,三是管理員未發揮作用。顯而易見,避免“劇場效應”不僅需要觀眾和管理員雙方的努力,更要營造一個良好的觀劇環境,無需起立甚至“躺著”也能視野通透地觀賞、輕松愉悅地浸入劇情。

  爭先恐后的“補課”“加碼”等“搶跑”行為,將“起跑線”不斷地置前,這不是一種盲目跟風,而是經過理性思考的選擇和決定,是由“劇場效應”而形成了一種社會競爭的“場域”。如果別人家的孩子已經開始“搶跑”,自家孩子卻還在“熱身”,家長們如何做到“云淡風輕”?當驚嘆于一個個“牛蛙”橫空出世,自家孩子卻還是普通“青蛙”時,家長們又怎能不心急火燎?在重重壓力和焦慮的倒逼下,不少家長對于孩子的要求與標準也在這一過程中水漲船高。

  三問:一張“藥方”能治所有家長的“焦慮癥”嗎?

  目前所見文獻中存在一個明顯的缺失,就是沒有從區域差別、城鄉差別、校際差別和人群差別上討論學生學業負擔和家長教育焦慮問題,這四大差別是我國當前教育發展不平衡的最集中表現,由此也導致了不同家長在教育焦慮上的不同指向、不同性質和不同程度,忽略這些不同所開出的同一張處方,顯然不能醫治所有家長的“焦慮癥”。正因為我們面對的家長教育焦慮是不同指向、不同性質和不同程度的,所以也無法開出一張包治“百病”、包治所有“病人”的萬應妙方,而應為患上此“病”的不同的家長群體提供不同的解決方案。

  十多年來政府和學校在為緩解乃至從根本上解決教育資源的充分供給問題而持續付出努力,通過強校扶持弱校的“委托管理”、優質資源充分共享協力共建的“集團化辦學”及“一校多校”或“一校多區”等舉措,其共同目標是讓優質教育資源越來越多,以至最終滿足民眾對“上好學”的強烈愿望。因為當前家長的教育焦慮,基本不是對“有學上”的擔憂,更多的是對優質資源的渴求,只有持續不斷且大幅度地提高區域優質教育資源的覆蓋率,才能真正為孩子的學習“減壓”、為家長的焦慮“敗火”、為社會的瘋狂補習“降溫”,讓優質教育成為長流水、不斷供,這才是解決問題的長遠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