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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兒》:好的紀錄片不應止步于現場直播

編輯:高志軍 來源:澎湃新聞網 發布時間:2018年0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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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兒》好看得簡直不像通常大眾認知中枯燥乏味、按年表平鋪直敘的人物紀錄片,倒更像是情節設計上講究起承轉合、具有明顯戲劇沖突的人物傳記故事片。這類故事片,在電影工業里往往被視為編劇挑戰文字功力、演員挑戰表演技藝的畏途,歷年奧斯卡獎中多有憑借對傳主的傳神塑造而封帝封后者,近的例子包括出演《鐵娘子》的梅里爾·斯特里普以及出演《至暗時刻》的加里·奧德曼。

將《大三兒》與此類人物傳記故事片做類比,并非認為《大三兒》也是由編劇精心編排、出鏡者反復演練之后的產物,而是希望提請觀眾與讀者注意到電影在敘事上的流暢自然與富有張力——電影的腳本直錄下來,便是上佳的非虛構紀實文學。欣賞《大三兒》這樣的影片,觀眾看的是故事更是人生。

《大三兒》海報

《大三兒》并非基于有影響力的歷史人物、有影響力的歷史事件而做的合理化“虛構”與“再現”,影片緊緊聚焦于人物的當下,具有強烈的“臨場感”。盡管傳主可以說不過是茫茫人海中的渺然一粟,其生平行止也并不超出于大千世人,影片卻既不會給人以“卑之無甚高論”的流水賬之感,又不會讓人覺得是刻意制造“看點”,“平地起波瀾”。影片用106分鐘的片長,濃縮了前后長達四年、近500小時的拍攝素材,披沙瀝金,抓住了最能體現人物性情的生活細節,還有人物生平中最具有象征性的重大事件。這種基于海量拍攝素材,剪輯出抑揚頓挫的情節段落的手法,讓人想起理查德·林克萊特的《少年時代》,但《大三兒》的敘事更凝練集中,也更貼近當代中國人的情感生活?!洞笕齼骸肥菫樾髦鞫鞯拇髠饔?。

《大三兒》的傳主從某種意義上講,的確是人群中的“少數派”——盡管根據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的統計,截至2017年底,全國持證殘疾人口達3404萬人之多,但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例則不足2.5%。然而影片做到了以平常心對待和拍攝“大三兒”,并不認為其需要被“特殊”對待。電影沒有獵奇心態,也并不施舍同情。體現在鏡頭機位的運用上,電影多使用平視。盡管平視鏡頭里,“大三兒”與“普通人”在身高上的差距一目了然,但拍攝者、被拍攝者、觀眾,均能泰然接受這種差距,正如接受人有胖瘦美丑之分。電影做到了對被拍攝者的尊重——以及對影片觀看者的尊重:觀眾始終是以平等的身份,在通過影像與“大三兒”對談,而不是居高臨下、予以帶有冒犯性的窺探。

影片摒棄掉人物紀錄片慣用的讓拍攝者出鏡和被拍攝者對談的拍攝方式,同時避免以第三人稱對被拍攝者進行主觀評價,都是為了盡可能地降低影片對被拍攝者生活的“介入”,以純記錄而非干預的方式,讓被拍攝者放下戒備,放下可能的“表演”心態,同時為觀眾提供質樸的真實感,仿佛觀眾是越過銀幕,直接在生活中與“大三兒”本人交接往來。影片在保證“真”的基礎上,能夠做到“好看”,依賴于精心剪輯制造出的跌宕起伏效果。

普通人的生活多是波瀾不驚的,如實記錄只會沉悶乏味。訪談節目想做得出彩,除了被訪談者本身要“有得聊”,也依賴于主持人會挑話頭和接話茬,但火候過了便會讓人覺得是雙方合謀的“表演”。因此關于平凡人的訪談節目要么淡得出水,要么就落入情感調解類節目狗屁倒灶的濫情路數?!洞笕齼骸凡豢桃庵圃煸掝},只是順著被拍攝者的生活軌跡日復一日地拍下去,讓被拍攝者放下心防,甚至忘卻攝像機鏡頭的存在,自顧自地依著本性起居坐行,再從素材中挑選有回味的鏡頭予以剪接,從而完成對人物形象的拼圖。即使沒有“西藏之行”這一條敘事主線,《大三兒》也仍然可以是一部余韻悠長的普通人生活的圖志。

電影中“大三兒”的“金句”頻出,但顯然不是故作姿態,而讓人信服會是這個年齡段的人所抱有的生活態度與體悟。電影開場不久,剪輯入“大三兒”購買彩票的一組鏡頭,配以“大三兒”的獨白:“彩票這就想的那什么吧,一下弄個大的吧,中個五百萬,一下子就脫貧致富了,啥都解決了,把我那種小人得志的卑鄙思想都滿足了。”瞬間拉近人物與觀眾的距離,也讓人擺脫對殘障人士“身殘志堅”的標簽化印象。觀眾并不將“大三兒”看作是需要施舍憐憫的對象,而是與大家一樣,面臨同樣的道德困擾與同樣的生活煩憂。觀眾如果欣賞“大三兒”生性中的豁達與執著,當是因為從“大三兒”身上,照見了自我。電影大量采用畫外音的方式,讓“大三兒”進行內心剖白,也是在幫助觀眾從多個角度,對人物的復雜性格加深理解。

電影正式進入“西藏之行”后的段落,已經不再像是慣常的人物紀錄片,而帶有公路片的特點。大量藏區風景的空鏡頭,加入自然聲效的配樂設計,都讓人不由得想起近年來的多部帶有藏區元素的故事片,如《岡仁波齊》、《皮繩上的魂》、《七十七天》、《尋找羅麥》等。然而“大三兒”的西藏之行,并非由宗教信仰驅動,更多地是對自己夙愿的圓夢,和對自我人生意義的確認,性質有如更老一輩的人瞻仰天安門廣場。——影片中剪輯入“大三兒”在北京市中心搭乘地鐵的一段鏡頭,正好形成呼應。電影交代“大三兒”在“西藏之行”前所進行的大量準備工作,要言不煩;而在真正進入“西藏之行”的段落后,則明顯放慢敘事節奏,多處留白,是給觀眾以省思的空間,而不代表觀眾驟然下判斷。

影片破例在臨近結尾處讓拍攝者出鏡,與被拍攝者進行對談。關于“純潔”與否的話題討論,是電影的文眼所在。電影并不對“大三兒”做道德上的拔高,記錄下“大三兒”煙火氣的生活狀態——與小商販討價還價、和同事們調侃性質的互比中指;也并不回避“大三兒”生活中的物質困境——工作環境老舊破敗、居住環境逼仄失修,去西藏的旅費也依靠籌借;甚至不吝于談論生死——用掃墓的情節提醒觀眾意識到“大三兒”的姥姥、大哥、二哥、母親盡皆離世,僅剩下父親與之為伴。然而影片的基調仍然是達觀的,電影交代“大三兒”與朋友們商量旅行事宜,鏡頭對準燒烤餐廳里的炭火和杯盤,同樣是暗示人物生活態度的頑強與旺盛。

好的紀錄片不應止步于對被拍攝者生活的現場直播,觀眾也不是隔著攝像機鏡頭的偷窺者。觀眾通過紀錄片了解他人的生活,豐富的是自身的情感體驗?!洞笕齼骸芳ぐl起觀眾的情感共鳴,依靠的不是觀眾對傳主的好奇或憐憫,而是幫助觀眾意識到不管人生的先天與后天存在多少差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從這一角度而言,《大三兒》既照亮了被拍攝者看似平淡無奇的生活,又喚醒了觀看者內心深處的柔情。生活并不容易,但值得所有人拼盡全力過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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