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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如何營造創業的“實驗室環境”

編輯: 來源:中國青年報 發布時間:201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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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大學如何營造創業的“實驗室環境”

當創業圈大腕討論大學教育的時候,當大學校長開始注重學生創業的時候,當大學生創業者回頭看大學的時候,會發生什么?

11月9日~11日,2015成都全球創新創業交易會上就發生了這樣的別樣視角觀察。在這次會上的全球創業名校高峰論壇中,成都市邀請來自芬蘭、美國、以色列、馬來西亞、中國等國家的創業界和教育界的代表,探討高校、企業以及創投在創業的圈子里如何融為一體。

應該給學生更多創新創業機會

中國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學校長謝和平在主題演講中表示,四川大學專門制定了創新創業教育行動計劃,提出了四個注重,即更加注重倡導學生創新創業的理念,更加注重培養學生創新創業的知識和能力,更加注重提供全方位的條件保障,更加注重搭建創新創業的實踐平臺。

學校為此推出了具體的改革舉措,比如在6000種學分課程中要專門開設2000種創新創業課程,與一家銀行聯合設立5000萬元的風險基金支持學生創業,還將借助全球校友的力量設立10億元的同創眾籌基金,學校還拿出6500平方米的空間用于孵化學生辦公司。

以色列威茲曼科學研究院技術轉化公司首席財政官梅爾·帕斯特博士說,四川大學這樣的做法,使得學生不必等10年、20年才可以創立公司,進而把技術轉化到市場上來,這樣的事情是現在就可以做的。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孵化中心顧問阿摩司·阿夫娜則認為,當我們在教授創新創業的時候,你最好自己本身就是企業家或者創業和創新人士,因為創業需要“眼見為實”。

GSVIabs孵化器與很多大學都有合作。該孵化器CEO馬龍·埃文斯說,很多學生還沒有很成熟的想法的時候就開始創業,因此他們專門建立了實習生項目,讓學生在實驗室環境中學習初創企業的建立及其過程中的一些風險。

“這是一個補充性的教育。”埃文斯說,“最后可以發現他們是什么樣的情況,創業環境是怎樣的,他們是否要進行創業,我們需要這樣一個體系來鼓勵學生創新創業。”

就像游泳,不下水怎么能學會呢

帕斯特強調,圍繞研究成果轉化的創業項目,其前提是要允許自己失敗。帕斯特所在的機構成立于1959年,是以色列第一個學院性的科技轉化公司,在很多方面都會進行投資和研究。

帕斯特自豪地介紹,在以色列我們是擁有專利技術最多的,去年創造了210億美元的產值。他說,和大學一起搞創新創業的好處是,可以盡早了解轉化為產品前技術的缺陷在哪里。

美國猶他大學技術與風險商業辦公室執行董事詹姆士·湯普森認同這樣一種觀點:大學不僅僅是教育學生的地方,這里有很多優秀的教授,我們可以利用起這些實驗室進行大學研究的商業化。

如何實現這種商業化?湯普森所在的大學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1968年~2005年,出于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和對學校自身利益的保護,他們只把研究成果給一些成熟的公司;第二階段是學校自己創建公司。

“我們創建了很多公司,但很多都失敗了,因為他們并沒有拿到可以讓他們成功的資源。”湯普森說。從那以后,學校就開始注重“實驗室商業化”過程中體制問題研究。

湯普森認為,一個“實驗室商業化”的生態系統當中,既需要企業家、投資人,也需要做出成果的研究人員。

但有一種觀點認為,資本似乎不太愿意關注大學校園。馬來西亞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創業處主任達丁·西婭赫拉·哈密頓注意到,社會上出資機構很多,但是他們大多會給企業家出資,而不會資助學生創業。她認為,應該鼓勵這些機構來資助學生創業,并建立導師人才庫,支持培養“畢業生企業家”。

還有一個困境是,大學里缺乏足夠多的有企業實戰經驗的教師。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學教授約西·達什蒂在硅谷工作過,也在大學教過書,他還曾在北京大學教過創新創業類的課程。他認為,大家都面臨的共同挑戰是,缺少足夠的老師來教授學生做企業。

事實上,一些企業家對大學資源是很渴望的。未來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林恩·杰弗瑞認識一位深圳的企業家,他的企業是做機器人手臂的,這位企業家曾經去過斯坦福大學,馬上要去牛津大學,他的主要目的是去那些大學尋找“才能”,以便和自己的企業形成合作。

Particle創始人查爾斯·里德比特說,把大學里的知識與市場和實踐結合起來,在大學的戰略中會有非常好的位置。

“創新就像游泳一樣,多少人是沒有下水就學會游泳的呢?有沒有人是沒有下水就學會游泳的呢?”里德比特說,“創新也一樣,要經過實踐才會有所創新有所發展。”

希望年輕企業家能成為大學生的偶像

有發言者提到了創業型大學的概念。電子科技大學副校長楊曉波曾經梳理過一些名校的發展脈絡。他認為,從單科,到多科,到理工科,到研究型大學,最終大學會走到什么類型,可能就是創業型大學,“創業型大學要做的是利用知識資本或學術資本進行創業”。

U-Haul國際公司可持續發展部負責人楊秩倫介紹了他們支持斯坦福大學做的一個項目,研究到底誰應該是相關利益方的核心作用。研究提出了三種模式:政府主導、企業主導、大學主導。楊秩倫指出,一個比較平衡的模式是大學主導。“因為大學本身是技術產生的核心地方,他們知道研究的過程,政府更多是傾向于提供政策支持,而企業提供一些資金方面的支持,包括對學生的培養”。

 

來自馬來西亞的哈密頓期待,在她的國家社會形成一種風尚,不再是以成為政府官員為榮,或者以明星為偶像,她說:“我們需要把偶像進行轉換,讓更多的年輕企業家成為年輕大學生的偶像。”

阿夫娜舉了一個例子,在以色列一個谷歌公司投資的地方,人們問當地的小孩子,你長大想做什么,很多孩子會說想成為谷歌所投資公司里的人。“所以說無論是導師還是教育家,給他們進行成功故事的分享,給他們一些榜樣是非常好的。”阿夫娜說。

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學教授約西·達什蒂相信,有了足夠的創業教育,在中國很多孩子都可以成為下一個馬云,做下一個阿里巴巴。(作者王鑫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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